三年困难时期 拒绝美国政府粮食援助

    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饥荒 。此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为此，美方制定了援助中国的方案。

    在中美双方的沟通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唐山大地震 国际援助被挡在门外

    1976年7月28日，里氏7.8级的大地震瞬间将唐山夷为平地。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

    然而，时局所造成的对国外援助的过度谨慎，使国际社会的热情未能在受灾严重的中国激起任何涟漪。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各国认识到，中国顾虑重重，可能不想接受国际援助，对此，世界舆论感到很惋惜。

    7月30日，当日本大使转达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愿望时，中国以谢绝日本的方式告知世界，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

    1980年“南涝北旱” 谨慎接受外援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援助的态度，也因此开始朝着更加理性、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0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于洪水之中。面对严峻形势，中国政府首次决定向国际援助敞开大门。当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上报的《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并指出，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

    事实上，对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受何种程度的国际援助，当时中国政府仍是偏向谨慎的。尽管中国已表示接受国际援助的意愿，但却并没有更具体地提出进一步援助要求。比如，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中方只说明河北省因旱灾需要援助，而对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同样严重的旱情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受援渠道方面，中国的决定也有很多谨慎——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

    然而，从拒绝到有限接受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由于联合国救灾署努力，国际社会为我国共提供了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赈灾物资。

    大兴安岭火灾 主动请求国际援助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受捐赠工作。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次灾难也给予了特别关注。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方面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华东水灾 呼吁大规模国际援助

    1991年，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当年六七月间，各国驻华使馆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外交部将此建议转到民政部。7月初，民政部综合意见后，将报告送到国务院。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

    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陈虹的呼吁很快得到响应。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23亿元人民币。此后，中国每逢巨灾大难，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王硕、张旭 《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