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史无前例”的滔天恶浪，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这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稳住局势】

　　这场空前“浩劫”始发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自此以后，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

　　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身处逆境，重任在肩，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浓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人，越来越乱，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地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5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游行并决定“整风”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7月8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日，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横流一发不可阻挡。

　　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总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于9月3日批准总政治部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9月4日，叶剑英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中央碰头会，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强调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进入这些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劝他们离开。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吾尔民族的团结。叶剑英根据民族政策，对赛福鼎、王恩茂等非常关心，尽力要部队加以保护。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常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总部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要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并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要站稳立场。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面对林彪一伙的指责和反扑，正气凛然，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惟恐天下不乱。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叶剑英大义凛然，毫无惧色。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写道：“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指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十分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迫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10月9日至28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反调越唱越高，会议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并未压倒叶剑英。他得到毛泽东同意，在会议期间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提出一系列质疑：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办，哪些一时不好办？……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等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