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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恩怨两千年 越南一战略使国土扩大4倍
作者:新浪网 来源:新浪网 更新时间:2014-5-25 【字体:

  中越两国在古代历史上就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有友好相处又有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国内出于维护“同志加兄弟”的外交需要,在出版的史书中避而不谈历史上两国的战争,越南却在讲友好时也在史书中大讲“两千年反对北方侵略史”。结果双方关系一旦出现不正常,中国人因缺乏心理准备而普遍对彼方的“忘恩负义”感到意外且难以理解。许多越南人却多能迅速实现反目成仇的角色转换。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如今的人们在看待中越的历史关系时,既要看到友好的一面,也不可讳言两国间古代的战事,并注重传统基因对今天两国关系的影响。为此,我们特约军事历史学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讲述一下历史上的中越关系中不愉快的一面。

  史学界有句名言:“历史没有垃圾箱”。个人在生活中可以把不如意的东西当成垃圾扔掉,人类每一段历史不论多么不愉快却都不能抛弃。回顾中国同越南的历史关系,友好相处是主体,不过战争和冲突也不可回避。过去许多中国人总愿意显示一种“天朝”的宽宏态度,不大计较同邻居以往的冲突,对方却常常以一种怨者心态理解历史,以不正常的心理处理相互关系。因此,客观地回顾以往的历史恩怨,以史为镜启迪今人,才有利于促进国家间保持正常关系。

  华夏文化开化了山越部落,越人进入中原王朝治下的“郡县时期”

  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其自身的国家结构形成、并有准确文字记载算起。例如中国古代有过“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和“女娲补天”等传说,这只是原始社会中尚无文字时的口头神话描述,严肃的史学家都是从4000年前王朝国家建立的夏代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开端。我国周边有些国家却出于特殊的心理,总希望把自己的历史拉长,于是把民间传说和神话也当成了历史依据。

  从文字记载来看,如今越南地区的历史只有2200余年,最早的记载还出于汉朝学者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前,如今五岭以南的“山越”人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既无文字也无政权。近代越南编著的史书《大越史记》,却认为越南人祖先为炎神农氏之后裔径阳王,其父帝“明”为炎帝三世之孙。这全系民间神话传说而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就如同中国古代神话“女娲补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将其祖先说成“炎帝三世孙”,又显示出一种认为与北方的“炎黄子孙”有并肩地位的好胜心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华夏地区,随后50万秦军和随军民夫进入五岭以南的山越部落区,顺利地控制当地并建立了郡县政权。后来越南史书上曾描述出有什么“瓯雒国”和“安阳王”进行“抗秦”战斗,这又是后来用于服务政治宣传的神话传说。当时山越地区只是各原始部落散居,既无文字也无政权,哪里有什么 “国”和“王”?当地部落不习惯和不愿归顺外来军队,确实有一些抵抗,不过谈不上是国与国的战争。

  统一岭南的秦军将领是河北人赵佗,在秦朝灭亡后才在当地建立了“南越国”并自立为王。不久汉朝建立,他表示臣服中原,此后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在长达 1000多年时间内都成为中原王朝管辖的州、郡、县行政区,汉代称为交趾,在越南史上也被称为“千年郡县时期”。不过越南现代史书将此期间说成“延续一千多年的亡国时期”,则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曲解,因为此前岭南山越地区根本没有建立国家,何谈“亡国”?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对统治下的人民自然有压迫、剥削的一面,不过中原文明对边远地区带去的文明开化还是主流。自秦朝、汉朝起,中原王朝控制岭南、交趾一带后,带去汉字和儒学,才使当地有了文化教育。从那时起的一千多年问,当地知识分子一直用汉字,只有不识字的下层百姓才说当地方言--越语,不过也掺杂有大量北方的外来词汇,连现代越南史书也承认其最早的语系是“汉越语系”。越南史学家也承认,正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带来了铁制工具,使交趾地区农耕水平有了一个大发展。可以说,以汉字为代表的文明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南传,才使当地有了最早的文明进步,由原始部落迈入了封建社会。

  越人反对中原王朝统治有过暴动,“二征夫人”被树为典型

  从汉朝至唐朝末年,中原王朝对交趾地区(即如今越南北部)的统治确有封建盘剥的一面,激起过当地民众的不满。这种“官逼民反”的现象在中原其实也很普遍,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容易引发自立政权。东汉初的公元37年,交趾太守苏定实施暴政,引发了当地民众反抗。两个女首领征侧、征式姐妹乘机聚众造反,陆续攻克六十多座城池。

  据后来的越南史书称:“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说,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早就有独立建国的心思。公元40年3 月,征侧和妹妹征式举兵后,当地许多人纷纷响应,攻打东汉在交趾的统治首府赢偻(令越南河北省顺城),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在如今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也相继爆发了暴动。据称暴动者一度占领了65个县城,征侧被推祟为“征王”,在两年时间自立建国。

  岭南地区的暴动,惊动了东汉王朝。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军2万南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岭南,征侧、征式于公元43年兵败自杀。

  在中国史籍里,马援是“平乱”英雄,可是后来越南史书却把“二征夫人”写成了使“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建国的“民族英雄”。如今河内的“二征庙”是重要名胜,从越南阮氏王朝的帝王到后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都到此祭拜。称“二征”是越南的开国之主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服务于鼓动民族情绪,并把“建国史”拉长到汉朝。

  如何看待“二征”的暴动呢?中国古代史籍中将这两人称为“女贼首”,在新中国成立后颂扬反封建王朝起义的史学思潮影响下,又有人将其看成“起义领袖”。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时,曾由留学法国时便相交的胡志明陪同游览河内市区,看到许多民众向一个庙进香非常拥挤热闹,便询问是什么地方。身边的那位当年的“革命老大哥”有些为难地说明了这是“二征庙”,然后想回避这一话题,周恩来却说也可以代我表示一下祭祀。在中越关系恶化时,越南有人曲解这一举动,说成是为“侵略”道歉。其实周恩来的举动表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一种思潮,只是称赞反对封建王朝的起义者。

  “二征”暴动该怎样评价呢?按不同的历史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称谓,或说成“反贼”,或称为“起义领袖”,马援平定她们也可冠以“平乱”或“镇压起义”的不同定义。不过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时交趾地区毕竟是汉朝的行政管辖区,著名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军事行动毕竟是处理国内问题,这与越南史书中所说的“侵略” 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中国海军巡航南海
资料图:中国海军巡航南海

  在三国的吴国、南北朝和隋朝统治交趾(后称交州)期间,越族人一再发生暴动,唐朝重新平定当地并改名“安南”,此名在后来千年间成为当地称呼。唐末藩镇割据后,公元906年唐朝任命安南豪强曲承裕成为节度使,朝廷实际上对其已不能控制,越南史书又将此人称为“民族独立的奠基人”。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安南节度使曲氏集团也割据当地,不过又一度被立都广州的南汉国控制。不久,安南节度使吴权指挥当地军队在白藤江上打败了南汉国军队。取得这个“白藤江大捷”后,938年,吴权废除了中原王朝任命的节度使职务,自称为王。

  公元968年,吴朝被“大瞿越国”(也称丁朝)取代。丁朝对北方只称万胜王,在内部却已经称皇帝,等于宣告了越南正式独立。

  古代越南实行“北守南攻”战略,千年间国土扩大四倍

  唐朝灭亡后独立的越国,其疆域只占如今越南国土的四分之一,即位于河内为中心的红河流域。越国脱离中国版图后,在千年内持续采取了“北守南攻”战略,即对力量远比自己强大的北方“天朝”尽量缓和关系,对南边的占城、真腊(柬埔寨前身)和西边的老挝则是“柿子拣软的捏”,从宋代至清代不断向其征伐拓土,发动战争数十次,扩张的领土面积达到独立时的四倍。

  古代的征服和领土变迁,自然不能按现代人的是非标准要求,而现代越南史学家为强调“民族自强精神”,总是宣传所谓“两千年反侵略斗争史”,若按此逻辑,它自己独立后也有一千年侵略他人史。有的西方史学家研究越南史后,称该国为“东方普鲁士”,恰恰说明其自古就有征战扩张传统。

  越南独立后,难免引起中原王朝不快,宋、明两朝都曾想恢复对那里的郡县管辖,越南也曾乘宋朝衰弱多次出兵掠边。蒙元征服亚洲之际和清朝中叶,蒙古军、清军也曾出兵越南。从总体上看,越南因国力比北方强邻要弱得多,难以向北扩展势力,因而多采取守势,以保障其向南扩张时能有后方安全。

  从军事地理上看,越南北部易守难攻。其边境一带山高坡陡林密,只有少数山口可以通过,易于扼守。山岳丛林地带又便于守军隐蔽部队,伺机实施游击袭扰。南进的军队即便越过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又会遇到数条湍急的河流,再向前还要进入红河平原水田地带,步骑兵都会困难于行进而感到困窘。

  越南特有的气候,往往是北方军队的克星。那里异常潮湿,半年是雨季,还有外来人难于抗御的疫病,千年间被中原人称为“瘴疠之地”。在当地进兵作战,一般都要选择旱季(从11月至翌年5月),一旦到了雨季便会河流泛滥,许多道路会被淹没成为汪洋。从历史上的战事看,北方军队一般只能选择旱季到此作战,如不能速战速决,一旦把战事拖到雨季,往往就会因患病众多、供应困难而被迫撤退。

  公元10世纪后期宋朝统一华夏时,灭掉立都广州的南汉国,越国的丁朝国王丁琏也上表称臣,被封为交趾郡王。不久丁朝权臣黎桓篡权自立。宋太宗为维护藩属原来的王位而发兵征讨,于981年春以水陆两路进兵安南。宋军深入陌生之地后,在白藤江水战不利,进入山岳地带陷入伏击,前锋被击败,后续部队又供应困难。安南丁朝见战争陷入僵持,便派使求和愿意称臣。宋朝进军不得,在北方又受辽国、西夏牵制,无奈之下只好封黎桓为交趾郡王。

  宋朝曾同越南进行过多次战争,深深领会到那里的作战条件恶劣。来自北方的军人一旦深入便感到“水土不服”,战争~拖延便陷入困境。安南王朝毕竟国力弱小,也难以持续对抗,挫顿对手后马上又表示愿意进贡和尊奉中原皇帝正朔,甘居于藩属地位以求得自保。

  安南也曾大举北犯,遭宋朝反击后又称臣求得息兵

  回顾中越之间的古代战争史,并非只是北方南征,越南封建王朝也曾向北进犯,只是因其兵力不足采取了取巧的袭击方式。

  1075年,李朝太尉李常杰利用宋朝因王安石变法出现内部不稳,率10万军队分三路大举进攻两广,攻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杀军民数十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杀”。尤其是在进攻邕州(今中国广西南宁)时,由于知州苏缄不愿降服而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李常杰便在城内“尽屠五万八千余人,并钦、廉州死亡者几十余万人,常杰等俘虏三州人而还。”邕城光复后,宋神宗追赠苏缄为“奉国节度使”并溢号“忠勇”。邕城人民敬仰他一家崇高品德而在原州署衙门废址建起一座“苏忠勇祠”纪念。1920年,当地人在他一家殉难的地方竖立一块刻有“宋苏忠勇公成仁处”的大石碑,苏缄殉难遗址于2002年还被南宁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安南主动进犯的作战和屠杀,显然不是什么“抵抗北方入侵”。越南史家却一直将主持这些行动的李常杰称为“民族英雄”,1974年西沙海战时南越还有一艘军舰为“李常杰”号。越南民主共和国编写的现代史,虽然也承认是李常杰主动向北进攻,却说什么“宋军的侵略阴谋已暴露无遗。边界那边,以邕州城为中心的敌人的许多侵略基地,正像许多把尖刀指向我们民族的躯体。李常杰认为:不能被动地等待宋军的侵略,而是要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由李常杰主动、灵活地部署的这次袭击深刻地体现了积极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自卫,先发制人。”依照这种逻辑,进入别国都可说成“自卫”。

  李常杰组织的这次犯边,自然引起宋朝震怒,随后便调集数十万军队和民夫反攻,大败李朝军并进逼升龙(今河内)附近。不过战事进行了三个月拖到雨季之后,宋军半数患病。且因洪水泛滥而粮道中断,李朝军又不断进行袭扰,战局陷入僵持。此时李常杰也明白以本国的力量难以对抗宋朝,认为应乘机议和,“毋需劳累将士,避免流血牺牲,而又能保全宗庙”。于是,当李朝仁宗表示愿对宋纳款称臣后,宋军就于1077年撤兵。

  经过这一次大战,安南再不敢北犯,在军事上以保守著称的宋朝也不愿南征。安南国见宋朝只求保全面子,便长期采取两面政策。对北方中原王朝自称“国王”而处在臣服地位,在国内关起门又自称“皇帝”。当时中国邻国的称臣纳贡,对自己也有很大好处,“天朝”的惯例是按贡品的价值“加倍赏赐”以显示恩德。在此后近千年问,越南以楠木和其它土特产按“一年一贡”的方式送到中国的封建王朝,换得绸缎和其它工艺品的赏赐,等于是进行着对己有利的贸易。

  三次挫败强悍的蒙古军,受明朝统治后又复国自立

  公元13世纪内,蒙古军在狂飚般地横扫亚洲大陆时征服了南宋、南诏,建立了元朝,却在进攻安南时三次受挫。后来明朝虽占领安南一段时间,面对反抗又被迫撤出,表现出当地确实是兵家忌惮之地。

  1258年1月,忽必烈率蒙古军首次南征时,用弓箭把交趾李朝的象队射乱,使其反奔践踏而大败,越国皇族逃入海岛,京城升龙(即今天的河内)被占。不过蒙古军进入空空如也的京城驻扎了九天,就因找不到粮食处于困境。加上蒙古军队水土不服,患病和病死者众多,只得迅速撤退,在撤退途中还遇到越国大将陈兴道(此人后来也被越南称为“民族英雄”)伏击,兵员损失不小。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派使臣要越南臣服,陈朝表示愿称臣却不肯接受实际统治。1285年1月元军再伐越南,并想扫荡流亡到当地的南宋遗臣。安南国又实行焦土抗战,清空京都,君臣率军逃入山林。蒙古骑兵在水田无法发挥特长,又陷入游击战困扰,进入雨季的6月后只好撤退。

  强悍的蒙古军在越南连连无功而返,元朝统治者也恼羞成怒。1287年,元军从三个方向南征,陆路从广西、云南以步兵和骑兵夫攻,还以一支水军从海路沿着白藤江进犯。2月间元军攻占京城升龙,陈朝君臣逃入山林而采取坚壁清野,并分散兵力于山林中袭击元军,使进攻的蒙古军因战斗和疾病死亡过半。实力弱小的安南连遭进攻也损失不小,在战事拖了一年多之后向元朝称臣纳贡。元军得到面子,也就此撤退,放弃了在安南建省的计划。

  明朝建立后,成祖朱棣时兵力最强,曾在越国出现内乱时南征获胜,平定了整个交趾并设立郡县,越南史书将此间称为“亡国”期。不过以黎利为首的反抗军仍退入山林,持续同明军进行游击战。明成祖死后,仁、宣两帝都无法镇压或安抚,明宣宗便同意封黎利为王,将明军撤回。随后越南的后黎朝建立,中原王朝最后一次尝试恢复在交趾的郡县制的努力也就此告终。

  1788年清朝曾派兵入越,主要是应黎朝求救派兵去协助镇压反叛的西山军。渚军初战获胜,却在欢庆春节时被西山军偷袭,受挫后退入镇南关。西山军阮氏夺得统治权后,害怕清兵再来报复,又急忙上表称臣并纳贡,清廷也顺势下台阶,承认了阮氏为王。

  1802年阮福映登上国王宝座后遣使清朝,请求以“南越”为国名。嘉庆皇帝对此类问题非常敏感,认为南越之名包罗甚广,于是册封该国为“越南”,这一国名也就此沿用至今。

  中越历史上和平交往是主线,战争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古代封建王朝内部或相互之间的战争,不能用现代民族国家才形成的“侵略”、“反侵略”一类概念来解释。我国的一些周边邻国歪曲性地渲染这些战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古讽今,煽动民族情绪。以中越之间千年的关系来看,发生过的几次战争其时间相加也不过几十年,绝大多数时间是和平相处,文化、经济交流又是主要内容。由于中原文明处于强势和优越地位,越南及其前身山越部落在交流中受益更多,某些意义上说这促进了其文明进化。

  在秦汉之交、东汉末年、晋室南迁以及宋亡、明亡时,无数中国内地人士也涌向越南,为当地文化、经济、土地开发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独立的越南为了形成本民族的特定意识,创造了其“国字”--“字哺”。不过在法国统治越南和实行拼音文字之前,越南从皇室到民间教育仍普遍使用汉字,其服饰、礼义也都模仿中原王朝。如今作为古迹存留的顺化皇宫,也是仿照北京故宫。当然,越南古代一些文化和物质成果,也影响到中原地区。例如明朝修筑北京皇宫(即今天的故宫)时,不仅大量选用安南进贡的楠木,也采用其工艺师的设计。

  虽然古代的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是主线,但确实存在不平等的宗藩关系,不过今天的人们也无法苛求古人要有国家间的平等思想。对华处于弱势的越南在千年间向南方采取扩张之势,对中原王朝在臣服的同时又当成防范重点。不过因其实力远不能与北方相比,一般是在显示自身强硬不好对付之后,又要尽快在表面上臣服以取得实际利益。这种历史基因,后来长期传承到越南的上层人物的观念之中,也严重影响了后来的两国关系。

  古代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也包括“天朝”要帮助藩属的一面。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时,阮氏王朝向清政府求援,中国还为此从1884年至 1885年同法国打了一场中法战争。在战争期间,中国付出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沿海还受到不小损失,越南国王却率先屈服,当着法使的面焚烧与中国的藩属文书,甘心投靠法国充当傀儡。虽说这是因为法国势力强大,越南上层对华传统中不良的一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法国统治越南期间,大力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故意大修“二征庙”,把越南人的仇恨心理转移到北方,这又在当地心理上留下了不小的影响。

  仔细了解古代越南同中国的恩怨史之后,人们往往会感慨,过去众多中国人看待自己那个南邻往往过于浮浅,关系好时便视为“同志加兄弟”,关系恶化时便简单地骂其“忘恩负义”。历史基因的传承,却使越南人很了解中国,特别是其上层对中国又经常有着两重心理。越南的一些人还认为,入侵过自己的法国、美国都远隔万里,将其驱走后便不足多虑,而永远是邻居的北方强国才需要全力对待。近年来,饱受过美国蹂躏的越南人又欢迎美舰来访,这使许多人感到奇怪,不过若是看看越南的对外关系史特别是对华关系史,也就可以理解。

  温故知新,鉴古警今。近现代特殊的国情,使许多中国人在研究对外关系时看重美、俄、日等强国,对越南这样的弱邻居却始终缺少深入的研究,遇事便感到意外。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理性化,处理国际关系时要体现出理性,恰恰要注重研究历史。看待现在的中越关系同样要回顾古代的恩恩怨怨,才能使人保持清醒冷静头脑,并以符合现代思维的态度处理好对外事务。(本文来源《兵器知识》杂志 作者署名:徐焰 少将)

文摘录入:《环球展望》    责任编辑:《环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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