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员 高智阳(台北)

    1973年1月27日，南越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北越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议“，并达成“停火协议”，2月17日协议生效。依照该协议规定，所有美国和其他驻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在同年3月底前全部撤出南越，台湾驻越军援团自不例外。不过在南越要求下，台仍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秘密派驻军事顾问。由于事属机密，加上很多资料在建设团撤离南越时焚毁，建设团的存在几乎成为失落的历史。

    援越经过

    台湾派遣军事顾问赴南越时间甚早。最早的军事顾问团是1961年，由当时的政工干部学校（政战学校）校长王升率军事顾问组成的“奎山军官团”。

    1961年，南越总统吴庭艳受邀访问台湾，并参观“国军”演习，留下深刻印象。在与蒋介石及蒋经国会谈时，吴庭艳两度要求台湾派遣一位将军前往南越，协助军队整建。蒋介石决定派遣王升访越。王升到南越参访，时间长达3个月，期间走访南越各地和军事单位。返台后，又安排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密访西贡（胡志明市）。

    同年底，应吴庭艳所请，台湾派遣由王升任团长的7人军官团赴越，协助南越军方建立政战制度，即“奎山军官团”。越方因处境特殊，有所顾忌，因此委婉要求团员改穿便服。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治作战研究班等班队，代训干部。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务返台。

    由于美国也认为南越有建立军中政战制度的必要，南越政府在和美方沟通后，来函给台政府，请求再度派遣高级人员前往南越，协助建立军中政战制度。于是王升在1964年8月再访南越，与南越三军参谋长阮文绍将军（后出任南越总统）签订协议，由台湾派遣顾问团，协助南越建立政战制度。同年9月1日，南越国防部长兼三军总司令陈善谦上将，发函给台“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正式邀请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赴越。“国防部”立即成立“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以邓定远中将为首任团长，全团共15人，于10月8日飞抵西贡。

    军事顾问团除了在南越政战总局及所属各局派驻顾问外，并于1966年7月开始，在各战术区司令部派驻顾问。来年3月，又在海、空军司令部派驻顾问，使顾问人数增为31人。由于当时除了美国外，韩国、澳洲、纽西兰、泰国与菲律宾等国都陆续派兵援助南越，南越政府特别成立“自由世界军援委员会”，台湾也获邀参加。因此1967年2月台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团长也改称司令。台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越军方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和创建政战大学等。

    1973年3月12日，台驻越军援团返抵台北，结束9年的援越。

    军援人员多有伤亡

    台驻越军事顾问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不过因身处战区，仍不免受战火波及。

    1967年，台驻南越大使馆曾遭越共炸弹攻击。当时，台湾政府非常重视援越，为助越军和美军作战，特选派胡琏将军任驻越大使，期能做越美联军的顾问，因此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越共攻击当天上午，胡琏正在大使馆内主持例行会议，越共就在胡琏身后引爆炸弹，整个后墙被炸裂，但胡琏并未受伤。负责暗杀的越共竟是一名华裔女子。经由这次教训，政府决定在西贡自建大使馆，为一宫殿式建筑，有独立庭院，还特别加强防护功能。

    台方驻越人员除了胡琏被列为越共暗杀对象外，当时“国安局”驻越代表高洁也因身份暴露，被列为越共暗杀名单。“国安局”驻越代表负责督导“情报局”和“国民党大陆工作会”在越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展电讯情报、监听北越飞机通讯，尤其是中共飞机活动情形，所以“国安局”在南越的监听站，是设在靠近南北越边境的顺化。虽说只是监听，但有一次因顺化监听站成员一时大意，自己上街买菜，引起越共注意，结果使得监听站遭越共突袭，损失惨重。后来这个监听站就搬到砚港。

    除了军事顾问外，台湾也曾派遣援越空运队，于1965年11月25日抵达西贡，空运队由空军34中队成员组成，首任队长为赵任侠中校，初期全队共有飞行军官7人、机械士3人和 C-46 运输机2架，由台驻越军事顾问团督导，协助南越社会部空运救济物资，并执行深入敌后的人员物资运载、空投空降、电子侦测等特种任务，每3至6个月，由空军总部派一架飞机来越换防，使空运队机组人员能轮替返国，飞机也能进厂维修。不过至1967年8月，援越空运队组员死亡多达25名，含飞行官17员，士官8员，折损 C-123运输机3架。另外，在南越政府卫生部的邀请下，台湾也在1966年派遣援越医疗队，全队医生护士共10人，医护区域为南越中部的平顺、平绥和宁顺等省，也由军援团负责督导。

    另外，在援越中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中华航空公司”。1962年时，刚成立3年的华航在西贡成立“南星办事处”，接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南北越丛林空投运补的特种任务。随着越南战事的升级，和大量美军投入越南战场，华航南星办事处业务也日渐繁忙，光是支持中情局和美军包机和例行侦测任务，就应接不暇。加上越南航空公司机师也因局势紧张而调回空军单位服务，越方还向华航请求支持协助维持越航的东南亚国际航线。在越南战地从事运输任务的这段时间，华航南星组员遭遇的危险为援越各单位之冠，除了飞机本身的机械故障等问题外，还有飞机中弹、撞山等意外，其中以地面炮火威胁最大，甚至还有2架飞机被越共的肩射式萨姆飞弹击落。

    军援棉寮

    王升除了催生“驻越军事顾问团”外，还促成“驻棉军事顾问团”成立。1972年，王升在当时高棉（柬埔寨）总统郎诺的邀请下，到高棉首都金边访问，并代表政府与高棉国防部长签订备忘录，同意高棉政府邀请台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其建立政战制度。1972年8月，“中华民国驻棉军事顾问团”正式组成，成员10人，由郁光少将任团长。该团到高棉前，还先到西贡驻越军援团学习，9月4日飞抵金边。驻棉军事顾问团的任务大致与驻越军援团相同，即协助高棉军方设立总政战部、政战学校等，并在心战、宣传及民兵组训和运用方面，提供具体建议。1975年春，棉共利用外援的新式武器与强大火力，对金边实施水陆封锁，使金边陷于完全孤立，此时不仅美援不济，朗诺又因政府内讧被迫出国，“台驻棉军事顾问团”也随即撤离。4月17日，金边被棉共占领。

    台湾除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和高棉外，也曾军援高棉、寮国。不过限于国力，台军援大都以军服、钢盔、通讯器材等非武器装备为主。当时台方是以“惠远演习”为代号，不定期派遣空军 C119 运输机从屏东直飞高棉首都金边，运送军援物资，其中也有少部分枪械弹药；另外，“国安局”也曾援助收发报机和发电机等通信器材。

    较特别的是，台湾曾在1971年军援高棉20门 M116 七五山炮。1971年7月，美军顾问团长泰勒将军向台军方提出要求，希望台能调拨10门七五山炮军援高棉，后又追加10门。

    台军援寮国时间甚早，1961年时就曾赠送寮国政府1万套军服。当时寮国国会副议长翁．萨纳尼康还曾来函请求台再军援自动武器，供其组织游击队。不过因寮国政局混乱，台方考虑无法确定此项请求为寮国政府授意或为扩充个人势力，而予婉拒。

    “驻越建设顾问团”

    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越战彻底“越南化”。南越政府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希望“台驻越军援团”能继续协助，台政府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继续予以援助。因此军援团提出几个变通方案，与南越政府研究协调后，再经台政府核定，最后决定以“驻越建设顾问团”名义，继续留越援助。

    台“国防部”便以“博爱项目”为代号，秘密进行“驻越建设顾问团”的筹组。驻越期间成员还加发每月300美元的补贴。4月，建设团正式成立，团长为曾担任“奎山军官团”参谋长的刘戈仑少将，团员大部分为政战军官，于5月分两批抵西贡，并分赴南越军方政战总局所属各局及各战术区任顾问。不过海、空军司令部和政战大学并未再派遣顾问。建设团团员在南越，首先是拿公务护照，后来才改换外交护照，得以享受外交人员礼遇。南越军方也很重视建设团，派驻各单位顾问都配有翻译，团部则由一名中校管理，并派驻卫兵维护安全。团长并配有座车，尚提供数辆吉普车供团员使用。

    建设团任务仍以延续过去军援团协助南越军方政战为主，以加强政训、心战、安宁社会为重点。较特别的是，建设团还推动“克难生产”。因为建设团发现南越政府军经常久驻一地，很少调动，且大都与军眷同住。而南越久经战乱，广大肥沃的土地大多闲置，建设团于是利用团内经费购买玉米种子、农药、农具等，提供越军及军眷参与农垦。

    由于建设团是机密计划，因此团员皆着便服，且行事低调。当时南越仍是战区，很多团员都不敢让家人知道派驻西贡，只好骗说要到日本琉球美军心战班受训，直到半年后首次休假回台才表明派驻西贡。虽然西贡并非战区，但也不平静，团员上街都结伴而行，且随身携带手枪，以防万一。由于团内生活纪律要求严格，并无太多娱乐，和住在和尚庙没有两样，团员有时只好绕着团部庭院慢跑发泄精力，戏称为“拉磨”。另外，团部后方为一高中女校，有些团员有时也会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看女学生，“望梅止渴”。

    南越最后50日

    虽然南北越签署巴黎和平协议，不过从1973到1975年初，越共仍攻势不断，但南越政府军仍能控制主要地区和城市。直到1975年初越共和北越部队经过两年的整补，在1月4日发动攻击，一举攻占位于西贡东北临接高棉的福隆省，接着于3月上旬在中央高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3月10日占领中央高地重镇邦美蜀，阮文绍总统下令从中央高地撤退，使局势完全改观，揭开南越50日亡国的序幕。这段日子也成为建设团团员永难磨灭的回忆。

    当阮文绍下令弃守中央高地，台派驻该区的部分顾问来不及搭机逃出，只好混在难民群中，辗转逃到芽庄，挤上渔船，经过三天三夜航行，绕到头顿，才回到西贡。中央高地失守后，北越即利用广播说，南越政府已放弃北纬十五度以北的地区，并声称阮文绍总统已被暗杀身亡，引发南越北部人心惶惶，百姓和军队纷纷奔向岘港逃命。而3月29日岘港弃守前，台顾问在兵荒马乱中冲出人潮，分别搭上最后一班南越军机和美军军舰返回西贡。这些顾问回到西贡，都只剩身上的衣服，非常狼狈。这时，团部也将其余派驻在外的顾问全部召回西贡。4月5日蒋介石“总统”过世，建设团就以此名义，让大部分团员回台，只留下包括团长、首席参谋官、侍从官和负责译电的团员陈兴国。

    此时，西贡还算平静，但已有越共展开渗透，而团部卫兵已撤离，留守的4人只好紧闭大门以维持安全，晚上则分睡团部二楼四个角落的房间，枕头下压着手枪，床边靠着卡宾枪，床下则摆着一箱子弹，一旦越共来袭，随时进行战斗。后来情资也显示，建设团确实已列为越共暗杀队的对象，因为团员常去就医的西贡“六邑医院”的副院长为一华侨，团员就医时都热情接待。西贡被越共占领后，才发现这名副院长竟是越共间谍，可见建设团团员身份皆已曝光。

    4月15日，台“大使馆”转告美方通知要准备撤离，陈兴国立刻发电报请示“国防部”准予撤离，当时团长刘戈仑每天都到“大使馆”开会，南越军方、美方和国内等不同消息管道也都指向西贡守不住。由于南越是反共第一线，台很重视其战略和情报地位，除了建设团顾问外，“军情局”、“国安局”都有派代表驻在西贡，大使馆内还有“国防部”电讯发展室设的电台，负责与国内联络。

    “国防部”同意撤离后，4人即着手焚毁带不走的文件。由于当时先返台的团员大都认为只是暂时回台避避战祸，还会回西贡，因此所有的文件档案都留在团部，使得最后撤离时无法全部带走，只好焚毁。这些档案和文件总共烧了3天，10余年来台援越的很多珍贵档案就此化为灰烬，只有少部分带回台湾保存。4月18日，4人在越共的炮声中搭乘华航班机回台，台援越历史正式画上句点。

    3天后，刚下台的南越总统阮文绍也飞抵台湾。4月26日台大使馆人员随着最后一班华航班机撤离越南。4月30日上午10点45分，两辆北越坦克冲入独立宫，南越覆亡。

    其实随越南情势的紧张，台海军早在3月28日和4月3日派出4艘 LST 登陆舰，执行撤侨的“同济计划”。虽然西贡河的深度足供吃水浅的登陆舰直驶西贡码头，但当时西贡郊区已是炮火频传，即使开得进去，但可能会碰到越共利用沉船阻塞航道而开不出来，所以当时各国前来撤侨的军舰都停在头顿外海待命。不过后来台政府基于安全考虑，在撤馆后就要求2艘 LST 先行返台，只留下中启和中邦两艘军舰进行后续撤侨任务。

    4月时，西贡物价已大贬，因为人人都想换美金和黄金带在身上，满街都是没人要的进口车，花园别墅也都人去楼空。建设团离去时，西贡新山一机场也挤满想逃离西贡的人潮，但一票难求。当时也有任建设团翻译官的南越华裔军官愿意拿家中所有的黄金给陈兴国，只求能带他到台湾，但碍于规定未能如愿，后来辗转听说这名华裔军官已被越共杀死。即使是贵为南越军方政战总局局长的陈文忠中将，虽幸运逃到美国，但已一无所有，还写信给王升，请他寄钱救济。王升于是寄了500美元，陈文忠后来辗转到法国定居。